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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棉紡織、印染、服裝，是紡織工業的三個子行業。印染居中。它既可以是帶動紡織工業協調發展的“紐帶”，也可以成為制約紡織工業加快發展的“瓶頸”。

　　湖北棉紡織業年產優質坯布約30億米，但其印染布的年產量卻不足2億米，而湖北服裝業又年需面料不低于30億米。三個子行業的產能說明湖北紡織在產業結構上呈“兩頭重、中間輕”的畸形結構，上下游產業出現斷裂，凸現印染“瓶頸”，造成了湖北紡織產業鏈的嚴重缺陷。

　　這種缺陷，一方面反映湖北紡織仍處于初加工和來料加工狀態，產業鏈關聯度不強，結構效益差。另一方面，也說明湖北棉紡織行業無力利用技術進步再加工升值，只能“替他人作嫁衣裳”。由此產生的必然后果，不僅僅是印染一個行業的薄弱，而是嚴重地制約和影響著上下游子行業、尤其是服裝業的發展，進而削弱湖北紡織的整體競爭實力。原因何在？

　　印染行業的發展，走向了更高層次。湖北印染行業一蹶不振，是因為缺乏相應的適應能力。

　　20年前，湖北印染行業步履艱難，印染企業紛紛關門時，浙江、廣東等沿海地區卻以印染為切入點，高起點地技術改造、承接轉移，集聚了全國80%的印染能力，實現紡織工業的跨越發展。可見，印染業階段性、區域性的困難，并不意味著行業要萎縮，而是在孕育新的發展方式，走向更高的發展層次。

　　國家取消布票和印染布選樣定產時，我們沒有意識到這是印染業總量過剩的信號；當特殊手段染整的各類新型面料成為時尚時，我們未意識到印染業已提出產業升級的要求；同時，我們沒有意識到全球性第三次產業轉移的開始，因而錯過了印染業改造發展的機遇，沒有“換擋前進”，繼續進行低水平的重復建設，使湖北印染業開工率不足45%，整個行業陷入困境，調整難度加大。

　　紡織是棵“常青樹”，且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湖北紡織之樹要常青，亟待突破印染“瓶頸” 。

　　盡管當前人民幣升值、出口退稅下調、技術壁壘繁多、貿易摩擦頻發、棉花資源不足、生產成本增加、環保等將對行業發展產生負面影響。但紡織是棵“常青樹”，持續發展的總趨勢不會變。更重要的是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國內加工貿易政策的調整，使湖北紡織迎來了承接新一輪國外和沿海產業轉移的難得機遇。

　　沿海紡織高速發展證明，完善產業鏈是紡織業提升發展的必然選擇。以浙江為例：2006年全省紡織銷售收入5650.8億元、出口創匯308億美元，分別是湖北的11.8倍、25.7倍。這與浙江抓住上次產業轉移機遇，適時承接國外印染產業轉移不無關系。因此，湖北紡織之樹要常青，必須抓住此次產業轉移的機遇，突破印染“瓶頸”。并通過承接轉移，使湖北紡織一方面獲得融入全球化的發展機遇；另一方面利用知識外溢效應，提高產業的創新能力，帶來后發優勢，實現跨越式發展。

　　集群發展，是新的產業組織形式。集中建設印染基地，是緩解湖北印染“瓶頸”的有效途徑。

　　突破印染“瓶頸”，完善湖北紡織產業鏈，要按新的產業組織形式，建設印染基地，走集群發展之路。印染基地建設的設想為：

　　在基地選址上：充分考慮政府與企業的雙重積極性以及地方上下游產業的發展態勢等因素，新建基地擬選址武漢、荊州、襄樊、蒲圻，而絕不是簡單地在原老基地、老企業恢復能力。

　　在建設規模上：按湖北棉紡織和服裝業現有產能，同時考慮加工和出口因素，湖北至少應有年產30億米印染布的能力，才能激活全行業的盈利能力和拉動上下子行業的協調發展。因此，四大印染基地的產能至少達到15億米-20億米。

　　在水平定位上：定位在適應無梭寬幅織物的加工需要和滿足出口服裝面料的質量要求上。

　　在建設模式上：從實現清潔生產、建設“兩型”產業的要求出發，形成發展印染的新型模式。將污水處理和產品生產作為兩個系統、兩類工程分別考慮，突破上規模和專業化的傳統思維，不以生產能力大小論英雄。

　　在操作方式上：推廣荊州印染循環經濟工業園“筑巢引鳳”的經驗：以公共事業名義集中建設污水處理和水、電等公用工程；通過招商引資發展印染產品生產；通過按排污量多少和程度收取處理費的方式，回收投資。

　　產業的發展，需要行業的自身努力。自身努力所不及的，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

　　集中治污方式建設印染基地，是解決“瓶頸”制約、完善湖北紡織產業鏈的需要，也是處理好產業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改變產業發展方式的一種有效探討，需要政府的支持。為此建議：印染基地建設過程中，將污水處理工程納入政府的環境工程，作為公共事業，由政府設立環保專項資金建設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