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鄉鎮工業污染因子的絕對排放量同時大幅度攀升。在所給出的15個統計指標中,1995年比1985年的增加率,有7個指標超過了1倍,有5個指標超過了2倍,有2個指標超過了10倍,最高的1個指標超過了30倍。即使在1989年前后,有關部門已經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努力控制鄉鎮工業嚴重污染環境的進一步惡化,1989年至1995年間,各污染因子的綜合年均增長率,仍由1985年至1995年的年均36.23%上升了19.64個百分點,達到55.87%.
以國家行政計劃體制模式為特征的前蘇聯國家工業化之路就成為當時唯一可供選擇的途徑;另一方面,推進國家工業化的原始資本的嚴重不足和積累緩慢,而農業的穩定和發展關系到全國人民的吃飯問題,關系到工業化所需的原料和市場問題,更是原始資本積累的重要來源,這種國家行政計劃體制控制下的工業化,也就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成為唯一被允許運行的工業化道路,農民被限定在農業中,農村被限制在工業化之外,新中國走上了一條工業與農業分離、城市與農村二元發展的工業化之路。城市市民享受著初級工業文明所能提供的各種社會保障權利和物質財富,而中國絕大多數人口所在的農村居民幾乎完全被排斥在工業文明之外。這種城、鄉與工業文明之間的不同社會差距,以多種社會身份的差異為標志,構成了中國在工業化過程中新的不平衡發展的一部分。此后的中國工業化就只能是局部的工業化,一小部分地區、一小部分人口的工業化。
當然,人們對工業文明的向往,農村對工業化的向往,農民對城市生活的向往,積累起農村社會迫切需要走向現代化的巨大能量和無限活力,并最終還是應該付諸實現的。1978年,隨著改革開放新時期的到來,農村工業化通過鄉鎮工業為主的形式,猶如脫韁的野馬,迅速匯入并壯大了中國工業化的主流,加速了中國整個工業化前進的步伐,拓展了中國社會工業化的深度。在工業文明進入中國一個半世紀后,中國開始進入全民工業化時代。
然而,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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