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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高層會議首次提出，要整治“內卷式”競爭，規范地方政府和企業行為。

其核心要義在于淘汰過剩產能以及落后產能，嚴防低效產能的重復建設。而在眾多產能過剩領域中，紡織產業的過剩問題尤為突出。

紡織產業天然帶有易陷入內卷的基因，因其進入門檻相對較低，屬于典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且投資見效快，往往成為各個經濟體在起步階段實現快速發展的有力助推器。

此番紡織業內卷的整治行動，與上世紀 90 年代的限產壓錠舉措有著諸多相似之處，二者本質皆為淘汰落后與過剩產能。

90年代限產壓錠的啟示

回顧90 年代的限產壓錠歷程，那是一段充滿變革與陣痛的歷史記憶。

上世紀 80 年代，各地憑借紡織品出口創匯初嘗甜頭后，便大規模上馬紡織項目，至 90 年代末，危機全面爆發。1995年，全國97%以上的縣級城市都至少擁有一家以上紡織企業。第一紡織與第二紡織兩個企業名稱，幾乎成了每個城市的標準配置。全國紡織業產能從1978年至1997年，增長了接近4倍。

至1996年，由于持續20年的過剩投資建設，中國棉紡錠高達4200萬，紡織企業達到6萬家，全行業從業人數接近700萬人。由于長期的低效產能重復建設，紡織業的盈利能力早就跟不上時代發展的需要，就此紡織產業進入了恐怖的全行業虧損時代。

從1994年開始，國家把紡織工業作為淘汰落后產能、實現產業升級的突破口，提出了3年淘汰1000萬錠落后產能，下崗分流120萬紡織工人的目標。

這場 “限產壓錠” 改革固然讓行業與無數家庭承受劇痛，但也為紡織產業結構升級孕育了良機，大批民營企業崛起，紡織科技借此東風大步邁進，為后續的蓬勃發展筑牢根基。

整治內卷的方向

再看當下，歷史仿佛驚人地重演！

產能過剩的本質如出一轍，我國已然成為全球第一大紡織大國，斬獲巨額外匯。但全球經濟格局正歷經深刻變遷，諸多新興國家的紡織產業正在崛起，加上國際市場政策變動，我國紡織產業市場份額漸趨飽和，可各地投資熱情不減反增，導致投資浪費、產能過剩、開機率不足等亂象叢生。

至現在，我國的紡紗產能達1.1億錠，約占全球的50%，而近年設備開機率僅30%，造成了嚴重的資源浪費。

其實早在2009年，國務院發布了《紡織工業調整和振興規劃》，其中明確指出了中國紡織產業存在的問題：

自主創新能力孱弱，高技術、功能性纖維與復合材料研發滯后，高性能紡織機械裝備大多依賴進口；產業布局失衡，紡織工業產能八成扎堆沿海地區，出口市場近半集中于歐盟、美國和日本，多元化格局尚未成型；節能減排壓力山大，紡織工業能耗、水耗、廢水排放量分別占全國工業總能耗、總水耗、總廢水排放量的 4.3%、8.5% 和 10%；產能盲目擴張，部分行業深陷產能過剩困境。特別是 2008 年下半年國際金融危機突襲，我國紡織工業遭受重創，市場供求嚴重失衡，企業經營舉步維艱、虧損面擴大，吸納就業人數下滑，陷入多年未遇之困境。

歸納起來，當時中國紡織業存在的問題其實是典型的后發國家、勞動密集產業產品的通病：產品技術指標落后、設備依賴進口、高度依賴出口貿易、高能耗高污染、盲目擴張和產能剩。而我們的目標，自然就是提高產品的技術指標，實現紡織設備的國產化，從外需轉型內需，綠色環保，制定科學合理的生產計劃。

國家力量起著無可替代的推動作用

在推進產業發展和宏觀調控進程中，國家力量的推動作用無可替代。

大量事實表明，國家干預在產業發展的關鍵節點總能發揮決定性功效。中國工商業雖萌芽較早，但在過往意識形態層面，國家長期對工商業發展有所保留，致使近代中國積貧積弱、被動挨打。

當下，無序擴張催生惡性競爭，企業為逐利競相降價，甚至不惜降質，如此惡性循環注定難以為繼。企業的終極追求應是獲取合理利潤，一旦陷入無利可圖的困境，諸多負面效應便接踵而至：躺平心態蔓延、生育意愿低迷、內需消費乏力，這些問題與當前中國社會面臨的問題緊密相連，國家必然不會坐視不管，勢必將從宏觀經濟層面為行業精準把脈、調適糾偏。

地方政府和企業該如何做？

那么，地方政府與企業究竟該如何作為呢？于地方政府而言，當務之急是加快構建國內統一大市場，從嚴規范招商引資政策，打破地方保護主義與市場分割壁壘，杜絕低層次重復建設亂象。

對于企業來說，則需從多維度發力：一方面，抬高技術標準門檻，嚴控新增產能，在分配環節適度提高勞動報酬占比，切實保障勞動者權益；另一方面，全力構建公平公正的市場競爭機制，讓那些專注研發與創新的企業收獲更多紅利，引導全體企業摒棄拼價格、壓成本的短視行為，將目光聚焦于長期發展戰略，持續加大技術創新與質量提升投入，努力創造紡織產業的高質量發展新突破。